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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总理何以一再喊话“城镇化”?

城镇化从来都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,而是有着强烈社会伴生性的问题。与城镇化相对应的,不仅有每年以亿万计的城乡社会流动,更有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预期目标,任何延宕,乃至扭曲,都是在错失历史机遇。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,更大释放内需潜力。会议指出,城镇化是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。

城市的灯火最是撩人。时至今日,无论是卫星云图上“北上广深”连成一片的灼人光亮,还是中西部广袤国土上显得稀疏的星星点点,抑或是数目更为庞大、光线不无暗淡的小城镇,城镇化都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全体民众最强烈的愿景。这一点,哪怕是最保守的质疑者,都无法否认。

正因为城镇化已经如此深刻地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,成为其人生道路上或隐或显的背景,也招致了很多调侃乃至不满。最近几日,因为临近年关的缘故,很多城市又出现了几乎持续全天的交通拥堵,那些人,那些车,就好像平地冒出来一样,塞满了大小街道。至于“长安居,大不易”之类的问题,更是老生常谈,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翻炒一番。这样的公共讨论,好处是让很多“要素”不断在城市之间来回流动……

作为人的一个生存空间、一种生存方式,城市没有“最好”,只有“更好”。公众心心念念的“好的城市生活”,其实也正是总理念兹在兹的。

现在再来讲什么“以人为本”,已经不会再引起共鸣。很简单,这一理念早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中的“底线思维”,是一种共识。人生活的城市,无论是原住民,还是希望“融”进去的新市民,都是“本”,都是“核心”,都希望在新一轮的波澜壮阔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,成为被照拂的主体,得以更轻松的在城市里生活。

然而,一个老大的、以农业立国的国家,在这样一个时代性的转型中,必然面临诸多有形无形的“绊脚石”,不踢开或者迈过这些“绊脚石”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毕竟,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,而观念意识、行政惯例、利益取向等方面的更易、变化,往往要难得多。李克强总理为何一再喊话,根源正在于此。

如果说,2013年履任之初,李克强关于“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”的表态,更多意味着一个施政纲领的话,则其后几年,每一次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,都是在一点一点逼近目标。

制度层面的努力自不待言。从去年10月国务院通过《居住证暂行条例(草案)》,从法治层面最大限度释放民众的活力,到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;从试点城市棚户区改造,到全国范围内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,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。可以说,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,都是基于“人的城市化”这一基本命题。其后续效应将持续显现。

而在行政力量的有序推进上,总理的措辞也越来越严厉。其中固然有“改革等不得”的因素,却也反映出地方性阻力乃至反弹之强烈。还是在前年,社科院测算出一个农民工进城的成本,大意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。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,每年解决2500万人的城镇化,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。

这显然过于片面,并没有考量农民工自身的付出。国家发改委官员早就指出,“农民工进城的成本,财政投入并不大。”只是,这样的“科学”测算,显然迎合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某种思虑。因此,在一些地方,尽管城镇化口号喊得山响,而实际的“门户开放”却有限,广大农民工依然处于进城无门的境地。据《人民日报》前两天一篇报道披露,“有形的限制条件,无形的经济负担,潜在的成长代价”,都是农民工进城难的锁链。

也因此,此番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的口气越来越严厉,亦在情理之中。总理直指地方的敷衍与懒政:“千万不能把过去的暂住证换个牌子,变成‘暂时居住证’,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!”他强调,“居住证要和若干相应的公共服务挂钩,要有‘含金量’!”各地不能继续观望,而是应该抓紧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
而在提及棚户区改造时,总理甚至要求相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等方式进行排查。按说,地方上有没有棚户区,当然心中有数,为啥还要总理动用卫星排查呢?

城镇化从来都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,而是有着强烈社会伴生性的问题。与城镇化相对应的,不仅有每年以亿万计的城乡社会流动,更有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预期目标,任何延宕,乃至扭曲,都是在错失历史机遇。

眼下,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转型升级的调整期。听懂总理的喊话,实现积极的社会流动,关乎内需的释放,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。(胡印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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